世界三谛与文化宣教

 

王志勇

 

中国文化不同于世界历史上被基督教驯化的其他任何文化。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近现代欧洲各国,基督教之外的其他本土宗教,都没有像中国的儒、道、释那样发展成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登陆中国一千多年仍然未能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原因之一。要宣教中国,不仅需要一颗位上帝真道和中国灵魂火热的心,也需要同时精通基督教正统神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在个人灵命上达到天人合一,在个人使命上追求中西会通。这对基督教内部对中国宣教有负担的仁人志士而言,确实是空前的挑战。二十一世纪文化宣教所要面对的就是这一挑战。本文尝试如何从基督教正统信仰一直公认的《使徒信经》出发,结合中国文化和宣教史,从神学观和世界观的角度对文化宣教做出一定的阐释。

我们用“世界三谛”来总结基督教正统神学中关于世界的三大教义,一是创造论,一是救赎论,一是成全论。这三论不仅是圣经中所明确启示的,也是历代教会和圣徒所告白的《使徒信经》中所明确界定的次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段告白所宣告的是圣父上帝与创造的教义;“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由圣灵感孕,由童真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段告白所宣告的是生子上帝与救赎的教义。“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死人复活,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永生。”这段告白所宣告的则是圣灵上帝与成全的教义。

 

1.全方位的神学观

上帝不仅是施行创造之工的上帝,也是施行救赎之工的上帝,更是施行成全之工的上帝。开放派神学家注重传讲施行创造之工的上帝,他们认为上帝是所有人的父,普天之下都是兄弟;他们淡化堕落的教义,甚至否定人的原罪,否定耶稣基督是人类位移的救主,否定唯独藉着圣经中所启示的特殊启示才能得救。基要派神学家注重传讲施行救赎之工的上帝,往往否定普遍启示和普遍恩典,不注重创造的次序,一般也否定上帝的成全之工,甚至如卡尔巴特等直接以基督论为核心构建真个神学体系。改革宗神学既强调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也是救赎与成全的上帝。

 

2.全方位的世界观

在目前教会中,很多神学家和基督徒所注重的是救赎论,但是缺乏全面的世界观。其实,《使徒信经》中所揭示的框架就为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世界观的基本支点、架构和原则。这一支点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三一上帝,这一架构就是创造、救赎与成全的历史架构,信经中所包含的十二条告白乃是基督教不易的原则,也是文化宣教中丝毫不能妥协,不能放弃的基要真理。

这个世界既不是印度教、佛教所言的主观性、虚幻性的世界,也不是科学主义所膜拜的必然性、机械性的世界,而是上帝创造、救赎、成全的世界。因此,这个世界以上的的创造为起点,以上帝的救赎为转折点,以上帝的成全为终点。基督教神学是上的一大偏颇就是把救赎与创造和成全隔离,从而使基督教神学丧失了创造和根基和成全的导向。我们必须从圣经重所启示的创造、救赎与成全的历史架构认识这个世界。这一历史架构是大公教会在《使徒信经》中所一致认信的,被称为“信经次序”(creedal order)。在这一“信经次序”中包含了“创造次序”(the order of creation)、“救赎次序”(the order of salvation)和“成全次序”(the order of consummation)。

 

3.全方位的宣教论

文化宣教必须从创造、救赎与成全的模式出发。从“创造论”出发,我们能够认识到异教文化中也有普遍启示的成分;从“救赎论”出发,我们能够认识到异教文化在本质上的败坏;从“成全论”出发,我们能够以圣经中所蕴含的特殊启示为根基和标准,整合异教文化中普遍启示的成分,剔除受堕落影响而带来的败坏因素,从而使异教文化得到创造性的更新。

 

   (1)创造论

上帝从无创造万有。这是天父世界。

上帝与亚当立自然之约(the covenant of creation),把治理全地的使命托付给人。

上帝的创造奠定了万有的次序和法则。“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24:1)。“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林前15:28)。

人权保护的理论根基在于创造论。上帝按上帝的形像造人,上帝必要审判那些粗暴地践踏人权的人。“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创9:6)。

明白创造的教义,就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使我们对个人和世界的本源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也为我们进一步明白救赎和成全的教义奠定了基石。

仅仅强调圣父上帝与创造的教义,最终所导致的就是主张“上帝为万有之父,人人皆弟兄”这样的主张(the Fatherhood of God, the brotherhood of man)。对人的堕落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深刻的对立缺乏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淡化了基督的救赎之功和圣灵的成全之工。具有这种倾向的人往往主张不讲原则的宗教或教会合一。

 

    (2)救赎论

基督救赎万有。这是圣子世界。

上帝与基督立救赎之约(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使创造次序得以恢复。

基督不仅是信徒的拯救者,也是万有的拯救者。“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诗2:8);“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参考西1:15-20)。

人权保护的现实运作在于救赎论。唯独经历上帝救赎之恩的人才会有生命的改变,唯独尽心尽兴尽力爱上帝的人,才会真诚地持久地爱他人。“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约壹4:20-21)。

明白救赎的教义,使我们晓得救赎就是“拨乱反正”,是上帝原初所创造的次序完美地展现出来。因此,救赎绝不是人本主义哲学家所主张的抽象性的概念,也不是神秘主义修行者所炫耀的神秘性的体验,更不是头脑发热的野心家所推举的暴力性的革命。救赎使个人复归本位,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仅仅强调圣子上帝与救赎的教义,往往所导致的就是过分强调撒旦和罪恶的权势,不晓得这个世界乃天父世界,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上帝的子民乃是世界的管家。具有这种倾向的人往往过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具有保持孤立,与世隔绝的倾向。

 

    (3)成全论

圣灵更新万有。这是圣灵世界。

上帝与选民立恩典之约(the covenant of grace),使创造次序达于完全。

圣灵不仅与信徒同在,圣灵更是一直在这个世界上作保守的工作。“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1:2);“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8)。

人权保护的全面实现在于成全论。唯独在圣灵全面更新的世界里,侵犯人权的现象才会彻底根除。“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21:4)。

明白成全的教义,使我们能够从积极的健全的末世论的角度,看待个人和世界所经历的一切。人生的意义和归宿并不是简单的返璞归真,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更不是任凭这个世界邪恶猖獗,盗匪横行,无法无天;而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历史过程中,以上帝无谬的圣言为标准和工具,以上帝大能的圣灵以安慰和依托,随时随在地享受上帝的同在,尽心尽力地完成上帝的托付。

离开圣父上帝与创造的教义、圣子上帝与救赎的教义,仅仅强调所谓的“圣灵论”和“末世论”,所导致的一是灵恩派那种荒谬的“圣灵充满”论,二是时代论那种消极避世的“教会被提”论。

 

4.回顾与展望

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大范围宣教的时期。这一时期恰恰是“不信派”神学[1]在欧美肆虐的时期。当时这些不信派人士连圣经的无谬性、基督的童真女诞生、神迹的真实性、魔鬼的存在、地狱的永罚等最基要不过的教义都一概否认,因此根本谈不上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因此,这一时期从欧美排除的宣教士自然也不能摆脱这个时代的特征。出于对不新派的反弹,在美国有基要主义运动出现。既要主义固然坚持了基要性的真理,但他们却深受敬虔主义的影响,把圣经中所启示的全方位的世界观窄化到几点教义上,主张基督徒只能作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建教会等“属灵”的事,把政治、社会、教育、文化、艺术等打成“属世”的事,结果使得基督徒对教堂四堵墙之外的事不闻不问,将教会之外的广大人全和水,拱手送给了魔鬼,任凭魔鬼戕害蹂躏。[2]这种欧风细雨当然也反映在优美来华宣教士的身上。因此,在这一时期,以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为代表大多具有基要主义倾向的宣教士,均把中国文明视为“异教主义”(Heathenism)。以李提摩太、理雅各、丁韪良和林乐知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具有不新派倾向的传教士,则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发现了与福音相协调的成分,甚至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模式,力求以福音改造中国文化。[3]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基督徒,特别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欧美留学的背景的基督徒,既然承受了上帝更多的恩典,就当才欧美宣教士的影子中走出来,主动地承担起文化宣教的责任来。海外华人教会在教育和物质层面上普遍高于大陆教会,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建设,更当积极地投入到文化宣教的行列中来。

 



[1] 对于英文中liberal theology或liberalism如何翻译,目前在华人神学届仍然是莫衷一是。有人翻译为“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我担心这样玷污了“自由”的美名;有人翻译为“新派”,仿佛其他人是“旧派”。有人主张用比较中性的译法“开放主义”,但这个词也很难说是中立性的,特别在在当今中国文化中,“开放”一般都是褒义,是“封闭”的反义词。本文作者认为在价值判断和信仰立场上不存在什么所谓的重力性和可观性,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信仰前提出发做出结论,这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笔者从中国家庭教会和改革宗信仰的角度出发,主张翻译为“不信派”,是这种神学本质上就是“不信派”,是另外一个福音。正如梅钦博士在去名著《基督教真伪辨》(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的结论,这种所谓的“新神学”根本就不是历史性的基督教,而是另外一种宗教。

[2] 参考Francis A. Shaeffer, A Christian Manifesto第一章和第二章。

[3] 参考姚西伊:“传教士与中国宗教”,转引自温伟耀、陈荣毅主编《解构与重建中国文化更新的神学思考》,加拿大恩富协会出版,1998年,103-134页。